上周，以集体免疫方式抵抗新冠疫病而闻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罕见发出声音，承认本国政策失败。随着年关的临近，疫情依然严峻，欧美迎来了大考。法国总统突然确诊，德国总理窒息要求人们减少外出，英国紧急宣布关闭城市，美国18日以每天超过40万人的病例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大约9个月前，当中国成功抑制疫情时，没有人能想到情节将在西方发达国家上演。究竟应该如何防疫，争论一直存在，这是正常的，但对于中国明显的防疫成果，西方的一部分人至今没有勇气承认，反而频繁使用威权政府举国体制剥夺自由等有意识形态的语言评论。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有效的防疫方式，思考危机下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关系，思考西方需要在什么方面发生变化。毕竟，傲慢和偏见的成本如此沉重，越来越难忍受。

2020年中秋节晚上，武汉人张莉在餐桌和厨房很忙。她把香肠和腊肉放在桌子上，在桌子旁边，丈夫和孩子聊天，享受白天在。春天张莉不幸感染了新的冠状病毒后，这样的普通场景很久没有出现了。经历了死亡边缘的纠纷，经历了封城、隔离，现在我可以在户外散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和家人一起度假，吃团圆饭，已经很幸福了。张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在大洋的对面，美国人玛丽莎·斯奇比利亚的感谢节复盖着悲伤的灰色。她父亲死于新冠肺炎，不能和家人分享火鸡和南瓜馅饼。在我们的餐桌上，他的位置永远空着。玛丽莎对着CNN的镜头说:馀生的每一刻都戴着口罩，如果能让父亲回来的话。

有类似经验的张莉和玛丽莎有数千万人，她们背后有中美防疫完全不同的路线。张莉面对新冠状病毒的瞬间，正是除夕夜。那天工作结束后，她发烧了，但是进医院之前，她不相信新闻中反复提到的病毒和自己有关系。医院里人山人海的场面也吓了她一跳。有些老人抱着被子，可以在长期等待的时候躺下。

那一天很辛苦很慌张。由于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张莉暂时不能住院，只能在自己的空房子里隔离。那是32层的房子，上下几层都没人住。到了晚上，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人。她回忆道。最绝望的是，一天晚上，张莉发烧到39度，打电话叫救护车，但据说前面有500多人在等。当时，她设想了最坏的结局，写了遗书，随时准备送给自己的好朋友。我没有送给恋人和孩子是因为害怕他们不能接受。她说。

幸运的是，转机很快就来了。2月8日，张莉在电视上看到，武汉开始建设方仓医院。不久，她和其他十几名患者一起接受了武汉体育中心改建的方仓医院。我记得那天武汉飘雪，是我心中最踏实的一天。武汉女性回忆说，最让她感动的是那里的医务人员——为了不浪费宝贵的防护服，他们每天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有的护士穿着尿不湿照顾患者。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是上半年在抗击疫情一线作战的医生。他对《环球时报》记者总结，要切断传染源，光靠医院是做不到的，预防传染病需要行政力量的强力干预。武汉最初也采用了家庭隔离模式，但很快发现不能切断感染链，开始严格封锁，禁止外出，之后建立了方仓医院。三四月武汉新增病例大幅下降，归功于无死角管理。当时的管理非常严格，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很严格。但是，这又要做了。

据说中国的防疫模式是权威政府的行动方式，不能模仿民主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据《纽约时报》11月的报道，中国代表的严格管理和科学支持方法证明了韩国、日本、新西兰等民主国家的有效性。但是，这篇文章同时用极端共产主义模式来表现，上述地区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自由。